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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除了達爾文,不要忘了自然史大突破時期的小人物

    發布日期:2021-08-28    作者:昭遠制藥    

    1831年,達爾文乘“小獵犬號”軍艦向南美洲(福克蘭群島和加拉帕戈斯群島)駛去,開啟了“物種起源”的探索之旅。這一路上他見識了無數奇異生物,并采集它們的標本作為進化論的證據。幸運的是,此時的他已經掌握了鳥類標本的制作技能,而這得益于他在愛丁堡學習“令他討厭”的醫學時,認識的一位黑人朋友。


    01達爾文的黑人導師


    這位朋友被稱為約翰·埃德蒙斯通(John Edmonstone),曾在南美洲德梅拉拉(現屬圭亞那)的一個木材種植園里做奴隸。埃德蒙斯通其實是他奴隸主的姓氏,而他真實的名字早已被人遺忘。


    1817年,他隨奴隸主返回蘇格蘭,因廢奴法案他獲得了自由身。8年后,16歲的達爾文赴愛丁堡學醫時,埃德蒙斯通在愛丁堡大學的動物學博物館工作,恰好住在達爾文的附近。而達爾文之所以找到他學習,是因為埃德蒙斯通的補課費較為便宜。


    愛丁堡大學校園(圖片來源:LWYang | Wikimedia Commons)


    埃德蒙斯通向達爾文收取一基尼,每天一小時,為期兩個月。除了指導外,兩人還就埃德蒙斯通從南美洲了解到的第一手自然歷史進行了交談。


    等到達爾文成功出海時,埃德蒙斯通教授的技能得到了極大的發揮。在達爾文收集的眾多標本中,近500張是鳥皮。特別是加拉帕戈斯的知更鳥,幫助達爾文深入了進化論的思想。如果沒有當年補課學習的技能,這些極易腐壞的標本恐怕很難完整地帶回英國。


    在“小獵犬號”的航海日記中,達爾文曾記述了一些奴隸制的令人厭惡的殘忍行為,形成了他廢奴主義的觀點,或許他看到他們時,也曾想起自己這位亦師亦友的黑人朋友。


    韋奇伍德(達爾文外祖父創立)瓷器廠制作了一個紀念埃德蒙斯通的牌匾,貼在愛丁堡的一個酒吧上。


    02華萊士與阿里


    進化論的另一位巨匠,阿爾弗雷德·華萊士(Alfred Wallace)同樣也做了大量的實地考察,他的主要活動在馬來群島,在那里他發現了以他名字命名的華萊士動物分界線:它將印度尼西亞群島分成兩個不同的部分,西部地區的動物主要來自亞洲,而東部地區的動物群則接近澳大利亞。


    從1854年到1862年,華萊士在馬來群島的叢林、河流和山脈中探索了8年。期間,他有一個由導游、廚師、船務人員、搬運工、射鳥者及剝皮者組成的團隊的幫助。據統計,有多達100個助手代表他收集了125600份標本,在這些人中,他最信任的助手是一個名叫阿里(Ali)的馬來人,他后來自稱阿里·華萊士。


    阿里·華萊士肖像(圖源:wallacefund,倫敦自然歷史博物館)


    1855年,15歲的阿里在婆羅洲的砂拉越州遇到了華萊士。在成為他的當地向導之前,阿里是華萊士的仆人。華萊士在他的自傳《我的生活——事件和觀點的記錄》(My Life: A Record of Events and Options)中記述了這個“皮膚黝黑,身材矮小,黑發棕眼”的年輕人對他的幫助,以及他們在生病期間如何互相照顧的往事:


    他很細心,很干凈,而且很會做飯。他很快就學會了打鳥,正確地剝鳥皮,后來甚至還能把鳥皮收拾得非常整齊。當然,他和所有馬來人一樣,是個好船夫,在我們旅途中遇到的所有困難或危險中,他都不慌不忙,準備做任何需要他做的事情。


    阿里是華萊士的向導、馬來語老師、最重要的鳥類標本收集者。據學者估算,在華萊士的8050只鳥類標本中,大部分都是由阿里收集制作的。特別是從阿魯群島出發到望加錫北部的這段旅程期間,華萊士構思了他的自然選擇進化論版本,并就這一主題寫了一篇文章,后來他把這篇文章寄給了達爾文。正是這篇文章刺激了達爾文的行動,后者在第二年寫下了《物種起源》。


    03林奈,奴役與被奴役的黑人


    進化論中的黑人朋友只是自然發現史上的冰山一角,大航海與全球殖民以來,無數小人物為這一事業前赴后繼,每一個鮮活的人物可能只是對應了一棵小小的植株。


    圖源:英國自然史博物館Hintze Hall


    上圖是一種樗蒲科的熱帶常綠灌木,常被稱為苦梣(Bitter Ash)、蘇里南木(Suriname Wood)等等,它有一個拗口的學名叫做Quassia amara,是著名植物學家卡爾·林奈(Carl Linnaeus)以一位被奴役的加納人夸西(Graman Quassi)命名的。


    夸西的早期生活我們知之甚少,只知道他大約于17世紀末出生在西非,年少時被奴役販賣到南美洲的蘇里南(當時是荷蘭的殖民地),在那里,和其他非洲奴隸一起被迫在糖廠工作。但或許是因為他精通醫學和靈學,幫助醫治其他人,因而他獲得了一點影響力。


    夸西是第一位科學地描述“夸西”藥用價值的人,歷史學家認為他可能在1730年之前就發現了該植物的特性。它是非常厲害的催吐劑,在傳統醫學中,它還以茶的形式被用作消化劑、退燒藥,還可以抵御虱子、跳蚤和蚊子幼蟲等寄生蟲。從中提取的化學物質奎辛(Quassin)是自然界中最苦的物質之一。


    大約在1761年左右,瑞典的博物學家尼爾斯·達爾伯格(Nils Dahlberg)造訪該地,與夸西相識,了解了這種植物的藥用價值。后來,達爾伯格又把他的經歷告訴了林奈。在林奈宣傳了這種植物的藥用價值后,它成為蘇里南的主要出口產品之一。


    林奈書中的相關插圖。(圖源:volume VI of Linnaeus’ book, Amoeniates Academicae, p.429.)


    夸西在植物學史上得到的正面評價不多,而蘇里南當地的黑人還往往稱他為叛徒。夸西曾擔任荷蘭人的偵察員和談判員,參與了對蘇里南叛亂黑人的殘酷壓迫,因而,有些黑人認為“他從他們那里獲得了醫學知識,然后帶領歐洲士兵進入森林”。


    晚年的夸西早已成為自由人,并被送到了荷蘭海牙。在那里,荷蘭對他的貢獻做了表彰,他穿上了荷蘭海軍風格的衣服:藍色和猩紅色的衣服,上面鑲有寬大的金色花邊,和一頂白色羽毛的帽子。在他生命的最后階段,夸西住在蘇里南的一座大房子里,由荷蘭政府支付,他自己也成為了一個種植園主,從自己的奴工身上獲利。


    夸西的肖像(圖源:The celebrated Graman Quacy, an engraving by Wiliam Blake, Stedman, 1806)


    04清代在華的博物家們


    對于博物學史上的重要人物,他們身邊的助手或多或少也會在歷史上留下姓名。倘若這位學者本身就是“非著名”人物,那么他的助手就更加隱形了。


    約翰·里夫斯(John Reeves)是一位英國的茶葉檢查員。1812年,他受雇于東印度公司,被派往中國。相較于本文的其他自然學家,里夫斯在專業研究上淺嘗輒止,并未對進化論、分類學做出舉世矚目的貢獻,而是把科學當作一項紳士的愛好:他與傳教士馬禮遜合寫過一篇關于《本草綱目》的論文、一篇天文學報告,而他最重要的貢獻就是大量極具異域風情的標本。


    里夫斯在廣州的貿易港口工作,因而他有機會接觸到來自整個大陸的有別于歐洲的動植物。他與時任英國皇家學會會長班克斯(Joseph Banks)通信,后者曾督促當時在中國的調查員調查“化人糞為萬能肥料的方法”。里夫斯到廣州花棣采購花卉,建立了一個當地聯系人網絡,與他們交流植物學知識,同時獲得相應的動植物繪畫和標本。


    他最重要植物來源,是在他的中國朋友潘有度、潘有為花園中的罕見植物。潘有度是廣東十三行(清政府指定專營對外貿易的壟斷機構)巨賈之一,潘有為是他的弟弟。潘有度經常在花園里招待外國友人,他還曾經詳細向英國人講解過牡丹的習性。


    里夫斯后來成為倫敦園藝協會的通訊員,將標本和圖畫寄回英國。然而,在所有幫助過里夫斯和其他在華博物學家的人中,潘有度、潘有為無疑是最著名的兩位。20年間,他利用當時中國的洋畫行業,在中國收集了2000多幅具有重要科學價值的植物學和動物學繪畫。這些藏品大多沒有簽名,是由委托的中國畫家創作的。


    梅花,里夫斯藏品。


    我們習慣于把進化論的重大突破歸功于歐洲科學家們的聰明才智,殊不知這些科學進步建立在對世界各地自然與文化的探索之上。沒有所謂“有色人種”的幫助,這些重要的科學突破工作恐怕要遲緩許多。


    更重要的是,當年歐洲人對全世界的科學探索與奴隸貿易、殖民主義有千絲萬縷的聯系。比如大英博物館和自然歷史博物館的許多藏品,都是由奴隸制的利潤直接資助的。忘記世界各個族裔人民在這段歷史中的角色,是對歷史的背叛。圖片




    參考文獻:

    [1] Lotzof, Kerry. "Who Was Graman Kwasi?." Natural History Museum, The Truste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, London 4 (2018).

    [2] Wallace, Alfred Russel. My life: A record of events and opinions. Vol. 2.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2011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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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[4] Fan, Fa-ti. British Naturalists in Qing China.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2004.

    [5] Das, Subhadra, and Miranda Lowe. "Nature read in black and white: Decolonial approaches to interpreting natural history collections." Journal of Natural Science Collections 6 (2018): 4-14.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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