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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孩子在道德上是錯的嗎?

發布日期:2021-04-29    作者:昭遠制藥    


套用現在比較流行的觀點,死亡不是一個瞬間,而是一個過程——生物學意義上來講,沒有僅存在于某一刻的“死亡”的說法,每一個逝者都經歷了一系列漸進的死去:速率不同的組織衰竭。由此,“從出生就邁向死亡”這句話在邏輯上也是成立的。


我們或許常聽到父母說,“我們把你生下來難道有錯嗎?”崔健《投機分子》里有句歌詞是,“就像當初姑娘生了我們/我們也沒說愿意”,的確,一種“非存在”無法擁有自我意志來決定出生,于是,“你的父母把你生下來(在道德上)有錯嗎?”成為了一個值得深思的哲學問題。


作為一個拒絕繁衍生育的人,我不想把個人觀點強加到任何人身上,它也沒必要成為一種宣言,換言之,這種選擇終究是私人的,只可感召,無需倡導。正如同文中貝納塔的非對稱性論證,生育和反對生育者所持有的信念必然不同,對于痛苦和傷害的概率理解亦有偏差,因此,這也并不必然是一個誰說服誰的問題。


想象一下,人類發明出這樣一種藥物,能夠毫無痛苦地結束一個人的生命。一旦給人施藥,這個人會在一年后的任一時間死去。但這種藥只會在人睡眠時生效,不會帶來任何痛苦。


現在,繼續想象你某天醒來時發現自己身陷囹圄,完全記不起自己是誰。獄警說你的腦袋曾被一個犯人猛擊,(除了自己的名字)你卻什么都想不起來。


然后,你被告知了這種藥的存在,并因犯下惡行而被給藥?,F在你的生命不到一年了。


但你并不知道自己其實是被陷害的,只能默默等死。


其實這就是人生。


在現實世界中,我們在出生之時都被植入了這種“藥物”。也許最大的區別是,這種“藥物”隨時可以發揮作用。

反生育主義(Anti-Natalism)


反生育主義認為生育在道德上是錯誤的。這是一種非常激烈、反直覺的觀點。不過,既然這種觀點和各式各樣的政策制定相關(尤其是在人口過?;蚶淆g化的國家中),它的哲學意義就值得我們仔細探討。

(plato.stanford.edu/entries/parenthood/#GroLimRigPro)


這一觀點的主要支持者是南非哲學家大衛·貝納塔(David Benatar),他的主要論證方式是非對稱性論證。一言以蔽之,他主張存在總是痛苦的(也可能并非全是痛苦),非存在則意味著痛苦的缺失。

(www.princeton.edu/~eharman/Benatar.pdf)


簡單來說,他的主張分為四點:


1. 痛苦是壞的。

2. 快樂是好的。

3. 沒有痛苦是好的。

4. 沒有快樂不好也不壞。

存在包含前兩點(1)、(2),非存在包括后兩點(3)、(4)。因此,非存在意味著凈值為好,而存在卻不能確保這一點(貝納塔還主張存在通常意味著凈值為壞)。因此,非存在要好于存在。


他的論點帶有規避痛苦的同理心色彩。他認為因為痛苦不可避免,所以存在是壞的。因此,貝納塔的反生育主義要求我們對生命中的痛苦抱有共鳴,不生育是為了不給世界帶來痛苦。


我的反生育理念不是出于對孩子的厭惡,而是想要避免他們將在成長時和成人后遭遇的痛苦,雖然不生育違反了想要生孩子的人群的利益。


——大衛 · 貝納塔《最好從未出生》(Better to Not Have Been)

關于傷害的論題


貝納塔的反生育主義是關于傷害的論題。即,他認為生育在道德上是錯的,因為這必然會給一個潛在的、有知覺的生命帶來傷害。


非對稱性論證也是關于傷害的討論。生育就是將一個人帶入生命里不可規避的傷害中(盡管他/她的生活總體而言可能不錯)。但不生育就可以防止其受到潛在的傷害。


在日常生活中,我們如果十分清楚一個人將會被傷害,那就有道德義務使他/她免受傷害,且我們也有能力這樣做。貝納塔認為,生育亦是如此。


即便如此,批評貝納塔(及反生育主義)的評論家通常會提出無身份問題(the non-identity problem)。簡言之,他們會爭論說,不可能對一個還未存在的個體施加傷害。

德里克·帕菲特(Derek Parfit,1942-2017)提出了關于無身份問題的經典案例。這一思維實驗是這樣的:


一個14歲的女孩剛剛發育完全。如果她選擇生育,(出于生理和社會原因)那么對這個可能出世的孩子來說無疑是壞的,因此這么做在道德上是錯的。


所以,她將會選擇等幾年再懷孕。


然而,帕菲特認為在“幾年”后,她懷上的無疑就是另一個孩子了(胚胎將由另一個卵子發育而來)。這也就意味著,相比多年后懷上的那個孩子,當下懷上的這個孩子所面臨的情況不一定就是壞的,因為我們還需要比較兩個個體的福祉情況。


繞開無身份問題的方法


無身份問題的前提是一個重要假設,即,我們無法傷害還不存在的人。


但我們可以繞開這個問題,比如從公平這個點切入反生育主義,而非傷害。


盡管公平和傷害這兩個概念息息相關,但彼此仍有差別。例如,通過懲罰和獎賞,我們可能會公平地傷害某人。而在錯案中,我們也可以不公平地施加傷害。


很重要的一點是,某些事盡管沒有給任何人造成傷害,但也可能是不公平的。一個例子就是偏袒,即一群人得到好處,另一群人卻沒有。


下面是關于公平的論點:


1.采取不公平的行動在道德上是錯的(不管是否造成傷害)。

2.如果剝奪一條無辜的生命是不公平的,那么生育也是不公平的。

3.因此,如果剝奪一條無辜的生命在道德上是錯的,那么生育在道德上也是錯的。


被迫而生,即判處死刑


也許第二個依據更需要為之辯護。我把生育等同于將一個人判處死刑。


對于沒有深入思考過這個問題的人而言,這極為反直覺,因為在一般觀念中,生是死的對立面。因此,把出生視為邁向死亡聽起來荒誕不經。


首先,我必須澄清的是,我不是將“生”等同于“死”。這兩個概念顯然截然不同。只要我們不用黑格爾辯證法的極端視角來看(我們當然不必這樣做),生和死就不是一回事。


說得更清楚些,我是將“出生”等同于“被判以死”。這兩者意味著“生成(becoming)”,但生和死意味著“存在(being)”。更簡單一點來說,一個是“我將要死”,另一個則是“我死了”。


第二,每個活著的人終將死亡,我認為這一點毫無爭議性。死亡是自然而然且無可避免的生命形態。在生物學領域,每個復雜的器官都將在某一天死亡,人類同樣如此。


第三,毋庸置疑,當我們被帶到這個世界、被賦予生命之時,就被帶入了一種將要死亡的境地。因此,體驗生命就是體驗走向死亡的過程。


請注意死亡的過程在大多情況下沒有痛苦或傷害。我們不應該把“將要死亡”和臨終之際的痛苦血腥混為一談。前者僅僅是通向死亡這個狀態的過程。所以,如果每個人都會死,那么我們都正處于將要死亡這一境地。


可能存在類比不當?


可能會有人提出這樣的反對意見:判處一個無辜的人死刑談不上不公。削減一個無辜的人本應在地球上生活的時間才是不公平的。


這仍然和無身份問題有關。只有當一個人已經是活的狀態,并仍有更多生存時間,那么判處這個人死刑才是不公平的。


這樣一來,對無辜的人判處死刑和生育之間的類比是不成立的。前者剝奪了這個人繼續生存的權利,而后者使死亡成為必然。這二者是不同的。


這就迫使我們思考死刑的公平和道德性問題——這一話題值得進一步探討。


接下來呢?


如果你認為這一論述是合理的,那么我們就會同意生育(以及將生命變為存在)在道德上是錯的。隨之而來的結果是限制甚至禁止我們創造生命。我們有道德義務去限制生育。


我不想太過火,說些我們有道德義務一起停止生育的話。就像我們為了“恢復人性”,必不可少地偶爾將無辜之人推入死地。


在我們將關注點轉移到未來之前,我們應該為提高現有人口的生活水平而努力(比如,領養和慈善)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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